历史学方面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有了较大发展，一批马列主义的历史学理论论著被系统翻译到国内，如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、《原始基督教史论》，梅林的《历史的唯物主义》等，还有一些马克思、恩格斯有关历史理论的论文集和专题文选发表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外国史学著作也大量介绍进来。如塔尔海玛的《现代世界史》，苏联历史学家波卡洛夫等的《唯物史观世界史》等，在此基础上，中国进步历史学家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，发表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著作。与此同时，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取得较大收获。这一时期对西方著名史学理论和史学名著的翻译引进，数量之多、规模之大是整个民国时期所仅有的。很多在西方很有影响的历史著作被译成中文，范围涉及历史研究的许多方面，不少著作的译本还不止一个。如1928年梁思成、向达等人翻译了赫伯特·乔治·威尔斯的《世界史纲》；1931年谭建常翻译了美国历史学家布尔（Buell）的《欧洲战后十年史》；1933年和1934年，民智书局和开明书局先后出版了英国史学家司各特（Ernest Scott）的《史学与史学问题》中文本，1934年姚莘农译出美国史学家海思等人撰写的《近世世界史》，1935年，吴蠡甫、徐崇铎等人译出海思等合著的《中古世界史》。此外，著名史学家如美国的班兹、绍特韦尔、桑戴德、汤姆生，法国的拉波播尔，英国的贺益兰等人的著作，也或多或少地得到翻译介绍。一些中国学者还以西方历史学著作为蓝本编写了一些历史书，如何炳松的《近世欧洲史》，张仲和的《西史纲要》等。除了世界通史和专门史的翻译与介绍之外，这一时期国别史的翻译与研究也发展较快，且不仅仅局限于发达国家，亚洲、非洲一些国家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也有介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