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传统的“士农工商”变为了现实的“士商农工”,标志着传统社会结构最初的错动。
结构错动首先表现为“商”“农”关系及其地位的变动，但是，在这一传统结构中，商的“末”位同时也是由“士”的首位决定的。“士首商末”是这一结构封建等级特征的社会表现，“尊卑贵贱礼制殊严，士农工商品流各别”①。封建社会的有序结构体系，是通过严密的等级身份来强化巩固的，故而“重士抑商，所以劝德行而立治之本”②。在身份制度下，士与商、官与商之间被森严的等级阻隔而不容僭越。这一制度的根本就是要剥夺“商”的地位，以“使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，偶一盼睐便以为至荣极宠，斯匍匐以献其财力而惟恐不纳矣”③。
但是，在近代“士农工商”结构的第一步错动中，“商本”地位的上升已成为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势。传统之“士”所恪守的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的信条，受到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冲击，经商对于“士首”而言，不仅不再是“丈夫之贱行也”,反而成为士大夫们实现“救国图存”“经世济民”抱负的主要途径。实际在洋务运动中，通过官商结合方式，士与商之间的距离已经缩短了，“士首商末”的等级结构模式开始变动，以至于人们惊呼：“中国将使官商一体无异乎?”④尽管官督商办、官商合办企业形式并不足以彻底泯灭士、商的等级差别，但它已曲折地透露了必将发生激烈易变的历史前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