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教育信念，例如“学校即社会”“儿童即自我表现性的存在”“教育即儿童的生活”以及“儿童的生活即是自我表现性的工作”等，尽管它们并没有以这种凝练的信条式的语言表达出来。因此，我们也许可以说，如果我们把《计划》视为干旱的大地所期待已久的雷声，那么两年后的《我的教育信条》的发表，则无疑使还在传统教育与“新教育”之间徘徊的人们，痛痛快快地接受了一场暴风雨的洗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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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《我的教育信条》
1896年1月，大学初等学校(3年后改称“实验学校”)正式开学了。在此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，学校的管理和教学都还不算是步入正轨，先后两次改迁校址，换了3个地方。学生人数也不多，从最初的16名学生到第2年年初，总共增加了29名新生。在教师方面，除去芝加哥大学教育系的几名研究生常去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之外，正式的教师只有3位。不过，尽管初期的实验学校的境遇是困难些，但教师和家长们的热情却是高涨的；尽管这最初的一年中，学校基本上处于“尝试错误”的阶段，但显然杜威已经被由他所主导的、来自一线的实践经验所鼓舞、所激励，以至于在《学校杂志》的编辑邀请他做一篇有关教育的理念和性质方面的文章时，杜威愉快地答应了。这篇文章就是《我的教育信条》。